有一种永远的痛叫精神伤害

文/季龙妹

山东聊城的辱母杀人案经过媒体和舆论的充分“发酵”，已渐趋平静，似乎都在等待二审的判决。社会热议的焦点集中在于欢因母亲受辱而杀人是否有罪，是否属于正当防卫，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宣判于欢无期徒刑是否公正。我不是法学专家，有关法理的分析评判我不在行。但作为心理师，我想说，身体上的伤害摧毁的只是肉体，但精神伤害摧毁的却是灵魂！有一种永远的痛叫精神伤害！ 

  按照有关司法解释，“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利”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法定的人身权利，精神健康是人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非法侵犯他人精神健康并致受害人精神活动障碍的行为，即为“精神伤害”，这也是刑法中伤害罪所包含的内容。刑法学研究的“精神伤害(mental injury)”不同于民法学所称的“精神损害(mental damage)”。精神损害有时有明显的表现，如在受到诽谤、侮辱后受害人因受刺激当场晕厥、旧病复发等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受害人的外在反应并不明显，而内心痛苦并不一定轻微。由于受害人情况不同，承受精神损害的能力不同，在同样条件下，不同的人实际精神损害程度也不一定相同。因此，衡量精神损害程度，既要观察受害人的具体反应，又要根据行为人的行为状况。精神损害的结果是造成受害人的精神痛苦。

由此，我想到因“人言可畏”而香消玉殒的民国一代女星阮玲玉，这个被誉为“中国的英格丽·褒曼”美丽女性，端庄大方，清丽脱俗。她在《野草闲花》《三个摩登女性》、《小玩意》《城市之夜》《人生》《归来》《再会吧，上海》《香雪海》《神女》《新女性》《国风》等一系列影片中担任主角，在这批暴露社会黑暗，表现下层劳苦群众生活的影片中，成功塑造了各种饱受苦难的中国妇女形象。就是这样一位美丽女星，却陷于同张达民和唐季珊的名誉诬陷纠纷案，被当时的新闻界广泛报道，心力交瘁，于1935年妇女节当日服安眠药自尽，噩耗传来震惊电影界，各方唁电不可胜数，上海二十余万民众走上街头为其送葬，队伍绵延三里，鲁迅曾为此撰文《论人言可畏》。

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，文革时期造反派对人的迫害几乎是群体性的精神伤害，不少正直善良的人被诬陷被凌辱，有的早逝，更多的不堪痛苦而走上绝路。

1964年，扮演阿诗玛的美丽女演员杨丽坤，因出演上海电演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阿诗玛》，她被指责是”资产阶级小姐作风“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。在拍完《阿诗玛》最后一个镜头时，杨丽坤接到通知马上赶回单位，从此陷入一连串批斗中，使她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。后来拨乱反正，虽然阿诗玛获得了平反，但“站在眼前的那个昔日身材苗条，神态娴静，可爱的姑娘已被摧残得判若两人。由于治疗吃激素过多，体形特胖，变的痴呆无神，充满了忧伤和惊恐，说话中手脚不断颤抖着。”平反后的杨丽坤虽然怀念家乡云南，但不愿再见到原歌舞团那些曾凌辱、迫害过她的人，表示自已愿在上海定居。一直到她去世前22年间她再也没有回过生她养她的家乡，那个可爱的家乡在她心里留下的是难以抹去的阴影和苦痛。

著名的翻译家、作家、教育家、美术评论家傅雷，正直善良温和，”文化大革命“之初，受到巨大迫害，遭到红卫兵抄家，又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，罚跪、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，被搜出所谓“反党罪证”（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）。1966年9月3日凌晨，与夫人朱梅馥自缢身亡、愤而离世，悲壮地走完了一生。傳雷之死，有一细节至今让我心疼不已。他除了在遗书中事无巨细交待得干干净净，不欠一分钱一分情，想到给保姆留下以后生活的费用之外，还想到在地板上铺上棉被，以免自尽时人倒下发出响声惊扰楼下邻居。多么清廉正直的知识分子，多么至善至纯的人格特征，至今让人唏嘘长叹，感慨万千！而当年那些有意无意参与迫害的逍遥法外心安否？

可见，精神痛苦是怎样的一种痛苦，身体的疼痛通过时间会慢慢的疗愈，而心灵上的疼痛也许陪伴一生。它可以让人度日如年、形销魂黯；更可以让人痛不欲生，以死解脱。以人格侮辱为主的精神伤害其深度、其惨烈丝毫不亚于人身伤害。

我做过许多孩子厌学的个案，大部分厌学是迫于考试和分数的压力。也有一部分孩子厌学是曾被老师无情地伤害过，如语言伤害；也有被不良老师抽过耳光，留下阴影再也不敢去上学的孩子。这些肉体伤害是无法觉察到的，这些孩子原本天真无邪、活泼好动，被不良老师深深地伤害后，赖在家里，不去上学、不出家门、整天沉溺于网络游戏，可怕的是有些孩子被伤害后还不敢说。我去年做过的一个孩子厌学的个案，连着几个星期孩子一上学就肚子痛，做了胃检查，没问题。父母不知真相，为了让孩子能上学，软硬兼施无果后送到我这里，我感觉孩子明显有焦虑、抑郁和恐惧的躯体化症状。通过我们的心理调整，有些孩子恢复了上学，但也有孩子终因拉课太多、跟不上学习而导致休学的。所以有些精神伤害是看不到的，但他造成的不良后果远远超过肉体。

由此我们再来审视辱母案的争论焦点。在逼债遭受言语辱骂、被催债人用生殖器噌脸的人格凌辱过程中，于欢母亲曾报警，警察来后表示“打人不行要帐可以”后就走了，反映出当事警察对“精神伤害”认识上的空白。如果我们认识到逼债人正在实施的是不亚于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时，于欢的愤起杀人自然就有了“正当防卫”的理由。

相信法律是进步的，维护正义的，在人们日益关注身心健康的今天，相信我们的法律会更人性更完善，更加重视对非财产非物质的人格和心灵的保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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